頂級經濟學家：特朗普關稅收入“非常可觀”

根據阿波羅全球資產管理公司的首席經濟學家託斯滕·斯洛克（Torsten Slok）的說法，美國政府目前徵收的關稅收入，按年化計算約達3500億美元，這是一個“非常可觀”的數字。

斯洛克以其一貫簡潔明瞭的風格指出，這個數字大約相當於美國每年家庭所得稅繳納總額的18%。這凸顯出關稅並非邊緣性工具，而是對美國經濟和貿易格局有著深遠影響的重要財政來源。

關稅作爲一種對進口商品徵收的稅收，長期以來一直是美國經濟政策中一個備受爭議的工具。傳統上，它被用來保護中國產業或籌集公共資金。近年來，關稅再次成爲美國貿易策略的核心。如今，每年3500億美元的徵收規模是近代史上最龐大的收入貢獻之一。

斯洛克認爲，“關稅收入的數額非常可觀。” 考慮到特朗普不願在其他方面增加稅收，這或許正是關稅政策的重點。

以研究惡性通脹而聞名的經濟學家史蒂夫·漢克（Steve Hanke）認爲，這些關稅無異於一種增值稅。增值稅在二戰後不久的歐洲就已廣爲人知。塔利和漢克提出，這些關稅構成了“美國對歐洲長期以來過度高昂的政府開支的致命吸引力的回應”。

關稅與家庭影響

雖然關稅帶來了鉅額資金，但其負擔並非平均分配。經濟學家普遍認爲，關稅成本最終會轉嫁給消費者。當政府對進口商品徵稅時，零售商和批發商往往會提高商品價格，從而導致從電子產品到家居用品等一系列產品的消費者成本上漲。

對美國家庭來說，這實際上意味著關稅扮演了間接稅的角色。與根據收入分級徵收的所得稅不同，關稅對所有購買受影響商品的人一視同仁，這使得它們更具累退性，因爲低收入家庭在生活必需品上的支出佔其收入的比例更高。因此，3500億美元這個數字不僅代表著財政收入的增加，也意味著一種範圍廣泛但不太顯眼的消費稅，這與塔利和漢克提出的“影子增值稅”觀點不謀而合。

對國債的影響

兩黨智庫“負責任聯邦預算委員會”（CRFB）雖然沒有評論關稅是否構成稅收，但同樣承認其作爲聯邦收入來源的重要性。該委員會在8月表示，關稅收入的激增，是朝著管理美國37萬億美元國債邁出的重要一步，儘管這無法解決所有問題。

國會預算辦公室（CBO）也對此表示贊同，並預測關稅政策可以在未來十年內將赤字減少多達4萬億美元。國會預算辦公室估計，基本赤字將在這十年內減少3.3萬億美元，同時由於國債利息支付減少，還會節省7000億美元，使赤字總共減少4萬億美元。這一修訂後的預測明顯比6月發佈的報告更爲樂觀。6月的報告是基於當年早些時候實施的有限關稅政策，預測赤字減少2.5萬億美元，利息節省5000億美元。

然而，即使是這些巨大的數字，也需要置於宏觀背景下理解：美國的政府開支仍然遠遠超過這些收入，其中所得稅和工資稅佔聯邦總收入的四分之三以上。如果通過向消費者徵稅來平衡賬目，這種情景將類似於歐洲那種失衡的支出升級。

專家警告，不要高估關稅在消除赤字方面的作用。儘管這筆資金意義重大，但它只是彌補債務缺口所需資金的一小部分。例如，“負責任聯邦預算委員會”指出，如果最近的關稅收入是永久性的，它們將“顯著減少赤字”，但僅憑它們本身並不能阻止國債的增長，尤其是考慮到對福利計劃的承諾和不斷上升的利息成本。

誰在買單，誰又受益？

雖然政府看到了收入的增加，但關稅的真正成本主要由美國的消費者和企業承擔。零售商通常會將關稅以更高的價格轉嫁出去，使其成爲一種累退性稅收，對中低收入家庭的影響尤爲嚴重。

根據耶魯預算實驗室的說法，由於關稅相關的成本增加，收入第二低的家庭每年平均多支付1700美元，而收入最高的家庭則多支付8100美元以上。

關稅的影響不僅限於美國中國。國防和基礎設施倡導者認爲，關稅也推高了關鍵物資的價格，使國家安全和公共項目的採購變得複雜。

特朗普曾提出直接向家庭發放“關稅紅利支票”，但大多數經濟學家表示，考慮到政府開支的巨大規模，即使是創紀錄的關稅收入也主要只是減緩債務增長，而無法扭轉趨勢。政治和經濟專家持續爭論，關稅帶來的收入和貿易槓桿的好處，是否能抵消美國家庭感受到的更高價格和更廣泛的經濟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