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美聯儲經濟學家：鮑威爾承認K型經濟，卻避談一個核心問題！

本文作者爲克勞迪婭·薩姆（Claudia Sahm），是新世紀顧問公司首席經濟學家，她曾任美聯儲經濟學家，以提出“薩姆規則”經濟衰退指標聞名。

美聯儲主席鮑威爾“承認”K型經濟的存在，但上週他卻刻意避開了一個核心問題：美聯儲的政策正是助長這種分化的推手，而這已深刻影響到貨幣政策的有效性。

鮑威爾在上週的發言一針見血地指出了當前的經濟結構：“從那些面向消費者的巨頭企業的財報中，我們能看到一種明顯的兩極化：低收入羣體正在掙扎，消費收縮，只能轉向更便宜的商品；而高收入、高財富人羣卻依舊揮金如土。”

正是美聯儲近年的緊縮利率政策，直接加劇了這種兩極分化。儘管美聯儲的職責是整體最大就業和物價穩定，不針對特定人羣，但利率的升降天然就會在不同家庭間製造財富差異。

波士頓聯儲對信用卡使用數據的分析顯示，自從2022年美聯儲急劇加息後，低收入消費者經通脹調整後的實際支出幾乎停滯。換言之，總消費增長幾乎完全由高收入羣體通過信用卡支出驅動。

由於短期信用卡利率緊隨聯邦基金利率變動，它成爲了觀察貨幣政策影響的絕佳窗口。

另一組研究人員通過信用卡合同數據，精確分離了聯邦基金利率上調的直接影響。結果觸目驚心：信用卡年利率每增加1%，次月總支出就下降近9%。更關鍵的是這種緊縮的非對稱性，那些長期透支餘額或信用評分較低的持卡人，其支出降幅是其他人的兩倍左右；而每月全額還款或信用評分高的人，幾乎沒有受到加息影響。

原因很簡單，借款人對利率變動最敏感，他們直接承擔了成本。利率上升，現有債務利息暴漲，他們要麼不得不減少新消費，要麼想辦法拿出更多的錢來還貸。高信用評分、通常是高收入人羣，選擇了前者，即使利率高企也照常消費，甚至還能還掉部分循環債務。而低信用評分者，則被迫選擇了後者，直接“斷臂求生”，大幅削減開支。

美聯儲緊縮的本意是壓制總體需求以控制通脹，但實際上，需求的緊縮卻主要集中在那些本已捉襟見肘的家庭，無情地拉低了K型曲線的下半段。

這種非對稱效應同樣體現在商業投資上。鮑威爾表示，驅動GDP增長的人工智能（AI）資本支出幾乎不受利率影響，這歸因於技術的長期樂觀預期。這不無道理。但進行這些投資的主力，恰恰是亞馬遜、Meta和谷歌這類體量龐大且盈利豐厚的企業，他們對債務融資的依賴極低。

然而，大量研究證實，那些受制於財務困境的企業——例如初創公司、小企業或高度依賴債務的企業，對利率變動異常敏感。根據NFIB對小企業的調查，未來六個月的資本支出計劃仍處於疫情前的低谷，這與他們報告的融資成本飆升和貸款審批難度加大的困境完全吻合。美聯儲在企業投資上的角色，和在消費上的角色一樣，牢牢壓制住K型曲線的底端。

K型經濟是限制性貨幣政策的“伴生品”，利率工具過於粗糙，遠不如財政政策的稅收和轉移支付那樣精準。美聯儲很難既想遏制AI投資，又想保護低收入家庭。加息的邏輯是從底部開始拖垮經濟，而非從頂端。

儘管如此，通脹仍未達標、失業率也較低，這並非是馬上降息的充分理由。但底層經濟增長的停滯，無疑是利率仍具過度限制性的信號，降息仍有餘地。這同時也意味著，一旦美聯儲開啓降息週期，消費支出和商業投資將迎來更廣泛的復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