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聯儲的“政治降息”：明年恐超額降息150個基點，引爆短暫狂

英國最大的獨立投資銀行Panmure Liberum的投資策略師約阿希姆·克萊門特（Joachim Klement）表示，美聯儲的立場最近在“鴿派”和“鷹派”之間來回搖擺，使得投資者對明年美國激進降息的前景感到不確定。然而，這家央行仍然面臨著迅速放鬆政策的政治壓力。因此，如果歷史經驗可以借鑑，投資者或許能在2026年迎來一場經濟上的短暫興奮期。

在10月的會議上，美聯儲將其政策利率下調25個基點，至3.75%-4.00%的區間，但鮑威爾的發言卻流露出明顯的“鷹派”立場，上週公佈的美聯儲會議紀要也強化了這一點。

這重新引發了市場猜測：美聯儲的降息幅度可能不會像此前預期的那麼多。在貨幣市場上，對2026年聯邦基金利率的預期又回升到3%以上。截至上週四，12月再次降息的可能性已從鮑威爾10月講話前的90%下降到40%。

然而，上週五紐約聯儲主席威廉姆斯發表聲明稱，利率可能在“短期內”下降。市場對12月降息的押注又開始上升，但投資者可能仍在低估明年潛在的寬鬆幅度。

克萊門特表示，原因並非像美聯儲理事米蘭所聲稱的那樣，如果美聯儲不大幅降息，美國真的會面臨衰退風險。相反，這是因爲美聯儲正受到白宮要求迅速放鬆政策的巨大政治壓力。歷史表明，美聯儲最終可能會屈服。

歷史教訓

根據馬里蘭大學托馬斯·德雷克塞爾（Thomas Drechsel）的一篇學術論文，回顧1933年以來的歷史，美國總統與美聯儲主席之間的私人互動，往往會促使貨幣政策傾向於更快的降息。

德雷克塞爾估算了這些降息措施在政治干預後對隨後幾年增長和通脹的影響，這有助於我們估算出聯邦基金利率可能會因當前來自白宮的壓力而變動多少。

當然，這種計算是主觀的。克萊門特假設當前的壓力類似於時任總統尼克松在1971年末對美聯儲主席伯恩斯（Arthur Burns）施加的壓力，儘管有人可能會認爲特朗普對鮑威爾頻繁的公開抨擊更爲嚴重。

在這些假設下，預計美聯儲將在未來12個月內，在宏觀經濟發展所必需的行動之外，額外再降息1.0至1.5個百分點。

換句話說，如果美聯儲像我們過去經常看到的那樣對政治壓力做出反應——例如，將創造就業看得比價格穩定更重要——那麼到明年年底，利率可能會遠低於3%。而在特朗普將任命的下一任主席領導下，美聯儲可能更願意屈服於政治壓力。

克萊門特表示，好消息是，理論上講，這些降息措施應該會在未來一到兩年內提振實際GDP增長。壞消息是，增長隨後會迅速下降。德雷克塞爾認爲，從長遠來看，屈服於政治壓力並不能持續提振實際經濟活動。激進的降息只會帶來經濟上的短暫興奮期，一旦降息停止，這種效果通常就會消失。

政策遷就的代價

還有更多的壞消息。雖然受政治影響的降息並未被證明能長期增加實際經濟活動，但它們卻帶來了一個持續性的變化——更高的通脹。歷史上，並非純粹出於經濟基本面動機的激進降息會使經濟過熱，甚至在兩三年後仍會推高通脹。

重要的是，這種通脹的上升通常比正常降息週期中看到的要大，因爲對美聯儲獨立性的疑慮通常會導致通脹預期上升。這可能會形成一個惡性循環，除非美聯儲再次大幅加息，否則通脹就有失控的風險。

顯然，所有這些都不是必然發生的。首先，儘管受到公開抨擊，鮑威爾和其他美聯儲政策制定者仍在繼續爲美聯儲的獨立性作證。

其次，如果美國經濟真的顯著放緩，大幅降息很可能是對癥下藥，因此不應導致過度通脹。而且，像米蘭這樣的“鴿派”美聯儲成員，他們呼籲更激進降息的觀點可能也是正確的。

但歷史教訓非常明確。無論你如何看待，在通脹運行在3%、美國經濟以接近4%的年化率增長時大幅降息，都將是一項高風險的舉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