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息即是“絕響”？週五之後，日本央行或長時間關閉緊縮大門
幾乎所有人都預計，日本央行行長植田和男的政策委員會將在週五把短期利率上調至0.75%，這將是自1995年以來的最高水平。
持有這一預期的人甚至包括了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她在今年10月上任時，曾決心阻止日本央行緊縮政策。她的整個經濟計劃——被稱爲“早苗經濟學”——完全依賴於超低利率、日元疲軟，當然，還有更多的赤字支出。
這種局面一直持續到上個月，“債券義警”（Bond Vigilantes，指通過拋售債券來抗議政策的投資者）發起反擊，將債券收益率推高至18年來的高點。市場都在議論日本即將迎來“特拉斯時刻”（Liz Truss moment，指類似英國前首相特拉斯因激進政策引發的市場崩盤）。面對壓力，高市不得不妥協，爲日本央行今年第二次加息25個基點讓路。
然而， 亞洲問題專欄作家William Pesek認爲，這次加息極有可能是央行在相當長一段時間內的最後一次緊縮行動。有合理的理由相信，日本央行在週五之後的下一步行動，可能是降息，而非加息。如果你對此感到不以爲然，請記住這個名字：福井俊彥（Toshihiko Fukui）。
福井俊彥是上一位處於植田如今這種兩難境地的日本央行行長。在2003年至2007年間，福井領導下的日本央行結束了量化寬鬆（QE），並將基準利率最高上調至0.5%。然而，經歷了一次溫和的衰退和隨後的“雷曼衝擊”，日本央行又被迫退回到了零利率。
當2008年新任央行行長上任時，第一件事就是重啓量化寬鬆。這臺“世界上最大的自動取款機（ATM）”重新開張了。當黑田東彥於2013年接手日本央行時，他更是打造了一臺更大的“免費印鈔機”，並把馬力開到了最大。
在植田於2023年上任前的十年裏，日本央行壟斷了日本國債市場，以至於某些日子裏甚至沒有債券交易。日本央行成爲了東京股市遙遙領先的最大持有者。到了2018年，其資產負債表規模甚至超過了日本4.2萬億美元的經濟總量。這在七國集團（G7）經濟體中尚屬首例。
Pesek指出，植田掌舵央行的982天裏，一直在玩著歷史上最危險的“疊疊樂（Jenga）”遊戲。他的團隊小心翼翼地這裏抽出一塊積木（比如削減債券購買），那裏抽出一塊（比如減少央行持有的鉅額ETF），只希望整座金融大廈不要轟然倒塌。
這是一個緩慢而痛苦的過程。對許多人來說，太慢了。
事實上，植田未能在2023年收緊政策，也未能在2024年進行更多加息，這確實是失誤。但這一局的死棋是黑田東彥留下的。
Pesek說：“你會以爲，那個炮製了史上最大‘企業福利系統’的人，至少會覺得有義務設計一個退出機制，或者在其繼任者上臺前象徵性地加一兩次息。但黑田沒有，他留給植田的只是一個爛攤子。”
與此同時，特朗普發起的貿易戰正在給日本至關重要的出口引擎掣肘。日本家庭並不感激這種用“滯脹”換“通縮”的做法。第三季度，日本經濟同比萎縮了2.3%。由於工資增長落後於3%的年通脹率，日本央行本週確實有正當理由再次加息。
然而，如果在再次加息後，2026年的GDP增長進一步停滯，植田將面臨一場政治風暴。
在日本，央行往往是政府的“替罪羊”。2007年，福井俊彥領導的央行被指責因加息破壞了經濟增長。17年前，時任行長三重野康（Yasushi Mieno）在80年代泡沫經濟破裂時被迫“背鍋”。值得注意的是，當美聯儲前主席格林斯潘在1996年警告“非理性繁榮”時，指的正是三重野康的任期。
因此，日本央行的領導者往往竭盡全力避免成爲“擊鼓傳花”音樂停止時那個最後站著的人。問題是，在未來的一年裏，植田能搶到一把椅子嗎？
Pesek指出，植田在2026年需要考慮許多風險。特朗普可能會升級貿易戰。隨著美國經濟放緩，特朗普是否會實施他長期以來期望的弱勢美元政策？這可能會引爆“日元套利交易”（即投資基金在東京借入廉價資金，押注全球高收益資產）。
地緣政治風險也層出不窮，俄羅斯與烏克蘭和北約國家的緊張關係，亞洲緊張局勢達到高點，以及中東和委內瑞拉動盪引發油價飆升。
到現在，大多數日本專家都承認，四分之一個世紀的零利率弊大於利。免費的資金和貨幣操縱並沒有喚醒市場的“動物精神”，反而麻痹了東京進行改革的緊迫感——無論是減少官僚主義、建立更唯才適用的勞動力市場、催生創業熱潮、提高生產力、縮小性別薪酬差距，還是讓東京對跨國公司更友好。
Pesek表示，零利率讓企業高管們失去了像量化寬鬆到來之前那樣進行重組、創新和冒險的壓力。東京督促企業加強公司治理是件好事，這推動了日經225指數創下歷史新高，“但如果日本創造像比亞迪或DeepSeek這樣的成功企業，或者在半導體競賽中有更清晰的追趕計劃，那就更好了。”
“早苗經濟學”對提高日本競爭力幾乎隻字未提。相反，它大談特談日本作爲“世界ATM”的角色應該無限期延長。不難看出，爲什麼植田不僅要在明年面對混亂的經濟激流，還要面對一系列艱難的政治挑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