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家集體警告：這次對伊朗，特朗普“玩”得更大了
再一次，美國正站在與伊朗開戰的懸崖邊緣。但這一次，情況或許有所不同。
自特朗普政府去年轟炸伊朗核設施以來的8個月裏，世界已經發生變化，而美國總統特朗普似乎更加膽大。他此前對伊朗發動襲擊後幾乎沒有遭遇反彈，又在將尼古拉斯·馬杜羅（Nicolás Maduro）從委內瑞拉帶走後志得意滿。
如今，特朗普正通過向中東部署自伊拉克戰爭以來前所未見的大規模戰鬥機和軍艦，來加大對德黑蘭的壓力，迫使其放棄核計劃。如果談判失敗，特朗普威脅將發動大規模攻擊，甚至不排除追求政權更迭。
據央視新聞報道，美國國務卿魯比奧和中央情報局局長拉特克利夫，在白宮就伊朗局勢向國會兩黨情報委員會核心成員及領導層做閉門簡報，表明美國已從“戰略威懾階段”進入“可執行選項階段”，軍事行動成爲談判失敗後的後備路徑，輿論關注“何時打、怎麼打”。
本文中的七位專家們分析了當前局勢，認爲特朗普可能會採取更大膽的軍事行動，但這種行動存在諸多風險，包括可能導致地區衝突擴大、伊朗報復以及國內政治的不確定性。專家們強調，軍事行動的後果難以預測，需謹慎行事。
“這一次不會再有‘TACO’”
瑞安·克羅克（Ryan Crocker）是蘭德公司外交與安全領域的傑出主席，職業外交官出身，曾六次擔任美國駐外大使，任職國家包括阿富汗、伊拉克、巴基斯坦、敘利亞、科威特和黎巴嫩。以下是他的觀點：
伊朗極不可能滿足美國在零濃縮、彈道導彈以及停止支持代理武裝方面的要求。德黑蘭將這些視爲政權合法性的關鍵支柱；若滿足華盛頓的條件，實際上等同於伊斯蘭共和國的終結。
美國大規模的軍事集結不可能無限期維持。這一次不會再有所謂的“TACO”（特朗普總會臨陣退縮）。在無法達成協議的情況下，特朗普將採取行動，最初可能是有限行動，試圖迫使伊朗達成協議。當這一做法行不通時——而且幾乎肯定行不通——特朗普將擴大行動，試圖對政權“斬首”，包括宗教和軍事領導層。這將需要精確情報，而獲取這些情報可能比6月時更加困難。
首輪打擊必須全面針對伊朗的導彈能力。如果伊朗有能力，他們將用這些導彈攻擊美國在該地區的盟友和資產，以及以色列。特朗普不會做的是派遣美國地面部隊。一旦出現政權斬首，美國將無法控制隨後的局勢發展。接下來會發生什麼幾乎無法預測。可以肯定的是，我們不會看到由前國王之子領導的世俗民主政權出現。更有可能的是，一羣不知名的軍官奪取權力，並伴隨大規模的國內暴力。
“特朗普總統……既沒有明確目標，也沒有戰略”
喬納森·帕尼科夫（Jonathan Panikoff）是大西洋理事會斯考克羅夫特中東安全倡議主任，曾任國家情報委員會近東事務副國家情報官。以下是他的觀點：
特朗普正確地認識到軍事行動可以奏效，但他可能過度吸收了這一教訓，誤判了使用武力的程度和頻率。不僅是去年6月的空襲增強了他在有限反彈下打擊伊朗的信心，2020年1月他下令擊殺伊朗聖城旅指揮官卡西姆·蘇萊曼尼（Qassem Soleimani），以及他在委內瑞拉採取的軍事行動並取得成功，都強化了這種信念。
但美國不可能以同樣方式將伊朗最高領袖阿亞圖拉·阿里·哈梅內伊（Ayatollah Ali Khamenei）祕密押解走。空襲始終伴隨著嚴重風險，包括伊朗可能首次認定政權生存受到威脅——而這始終是其唯一、壓倒一切的目標。
然而，如果不清楚打擊的具體目標是什麼，就不存在判斷哪些風險值得承擔的總體戰略。一旦德黑蘭認定政權面臨風險，其回應可能是廣泛的，不僅包括對以色列或美國在該地區基地和人員的彈道導彈打擊，還可能在全球範圍內發動非對稱攻擊，包括恐怖襲擊和網絡攻擊。
問題在於，特朗普本人所說的“援助正在路上”，已將他逼入角落，使得缺乏明確戰略反而可能比不打擊、更不兌現承諾的風險要小。如果他不出手，將進一步助長伊朗政權的氣焰，使其對特朗普未來的威脅持懷疑態度，從而削弱美國的威懾力。此外，這也會強化許多阿拉伯國家早已存在的看法，即美國不可靠、特朗普的話不值錢，而其它國家幾乎肯定會抓住這一點加以利用。
無論是抗議還是單靠空襲，都不太可能終結該政權對權力的掌控。歷史表明，這要麼需要伊朗各安全部隊像1979年那樣選擇袖手旁觀，要麼至少需要安全機構中的一部分倒向反對派。
我們現在都應當明白，特朗普比他的許多前任更缺乏明確目標和戰略。這可能爲美國及其盟友創造此前不存在的機會，也許在進一步削弱伊朗彈道導彈和核問題的同時，美國空襲會讓數萬人重返街頭。但同樣存在風險：這一次，總統針對伊朗的行動可能不會產生他所預期的結果，反而會對以色列、海灣盟友以及美國在該地區的人員構成更大的威脅。
“實際上是在玩一場膽小鬼博弈”
丹尼斯·羅斯（Dennis Ross）是華盛頓近東政策研究所威廉·戴維森傑出研究員，曾任美國中東問題特使；其最新著作是《治國之道2.0：美國在多極世界中需要什麼樣的領導力》。以下是他的觀點：
在特朗普對伊朗最重要的核基礎設施，包括福爾多、納坦茲和伊斯法罕核設施發動打擊之前，我曾預測，如果他只進行有限攻擊，衝突將被控制；但如果攻擊範圍更廣、且被視爲意在政權更迭，局勢就會升級並失控。
儘管美國攻擊了這三處設施，特朗普的意圖仍侷限於核計劃，伊朗的回應方式與蘇萊曼尼被殺後類似：他們在襲擊烏代德基地前提前發出信號，讓美國得以限制損失，並表明他們無意升級。那麼，特朗普從中得到的教訓是否是：你可以爲有限目標使用有限武力，而伊朗也會作出對等回應？
特朗普如今顯然在討論通過更有限的打擊來促成協議，只有在失敗後才考慮更大規模、意在導致政權崩潰的行動，這表明：第一，他認爲可以用有限武力進行脅迫以達成協議，且伊朗有意將衝突控制在有限範圍內；第二，如果無法達成核協議——這似乎是他的核心關切，即便其他人談論彈道導彈、代理人支持和伊朗公民待遇——他會抬高賭注，但會在更晚的時候。
問題在於，伊朗方面如今似乎認爲，可以通過威脅攻擊美國在該地區的部隊、利益和盟友來威懾特朗普。他們將特朗普解讀爲只想要一場有限衝突，而他們則威脅發動更廣泛的衝突。除了這種認知錯位，還有一層諷刺：雙方實際上都不想要更大規模的戰爭。
特朗普不希望衝突升級、難以收拾，並在他本就要應對國內負擔能力危機之際推高油價。但伊朗方面儘管言辭強硬，也清楚自己極爲脆弱，幾乎沒有空防能力，一旦戰爭升級，其包括伊斯蘭革命衛隊在內的部隊以及對公衆的控制機制都可能被嚴重削弱。
面對極度憤怒的公衆，這並不是進一步削弱政權的好時機。因此，雙方或許都不想要一場可能自我演化的更大規模戰爭，但彼此都認爲對方會在紅線問題上退讓，而自身退讓的代價又極高，結果就是在進行一場膽小鬼博弈。
對特朗普而言，關鍵仍在於理解他的目標。我可能判斷有誤，但我仍認爲他將目標界定得更爲狹窄：伊朗不重建其核基礎設施和計劃，並以清晰無誤的方式放棄追求核武器。
對於阿亞圖拉·阿里·哈梅內伊等人而言，這樣的結果是否會被視爲政權軟弱、從而構成生存威脅？還是說，在最高領袖周圍，是否有人能夠勸說他尋找出路，鑑於與美國戰爭對政權生存的危險？
1988年就曾發生過類似情況，當時米爾·侯賽因·穆薩維（Mir Hossein Mousavi）和阿克巴爾·哈什米·拉夫桑賈尼（Akbar Hashemi Rafsanjani）說服阿亞圖拉·魯霍拉·霍梅尼（Ayatollah Ruhollah Khomeini），認爲與美國升級的風險威脅到政權生存，必須結束與伊拉克的戰爭。如今真正的問題是，是否會像1988年那樣，政權生存再次壓倒革命式的對抗姿態。
“我們或許仍會陷入報復與反報復的循環”
雷·塔基耶（Ray Takeyh）是外交關係委員會高級研究員。以下是他的觀點：
特朗普政府在去年6月的戰爭中是後來者。一旦以色列開始主宰伊朗的空域，相對不受懲罰地攻擊其核設施並擊殺大量將領，特朗普才逐步介入衝突。起初，他誇耀以色列的成功源於美國武器，隨後加入戰爭併爲結果邀功，宣稱伊朗的核計劃已被摧毀。
隨後，美國又從委內瑞拉總統府中帶走了尼古拉斯·馬杜羅。特朗普熱衷於展示權力，只要沒有代價，他似乎就樂於轟炸不聽話的對手。特朗普的要求是伊朗宣佈永遠不在國內進行鈾濃縮。
在波斯灣一系列軍事部署的喧囂中，一個被忽視的事實是：零濃縮在現實中已是伊朗目前的狀態。被轟炸的核設施仍掩埋在廢墟之下，也沒有證據表明伊朗在任何地方祕密進行鈾濃縮。實質上，特朗普是在提議通過轟炸伊朗，換取一個他本人及共和黨內許多人長期堅持“不可相信”的政權所作出的聲明。
戰爭有其自身的動態，事前無法預測。正如越戰時期的外交官喬治·鮑爾（George Ball）警告林登·約翰遜（Lyndon Johnson）所說：“一旦騎上老虎的背，我們無法確定下馬的地點。”美國或許會轟炸伊朗，並且可能僥倖過關。伊斯蘭共和國虛弱，防禦受損，民衆躁動不安。但教士們可能會報復，在此過程中可能殺死美國軍人，從而迫使美國進行更多轟炸。美國或許仍會陷入報復與反報復的循環，始終騎在老虎背上。
很少有哪一次軍事行動，像這次可能對伊朗發動的攻擊一樣，既缺乏連貫的戰略目標，又缺乏簡明扼要的解釋。在另一個時代，國會本應要求政府給出說明並追究責任。美國人民理應得到同樣的要求。
“伊朗領導人最終更傾向於達成交易，而不是更廣泛的戰爭”
阿拉什·阿齊齊（Arash Azizi）是《大西洋》雜誌撰稿人，著有《伊朗人想要什麼：女性、生命、自由》。以下是他的觀點：
特朗普可能從12天戰爭中得出結論：果斷的軍事行動可以迅速結束衝突，而面對壓倒性的美國軍事實力，伊朗幾乎無計可施。和許多情況一樣，過度自信可能是危險的，因爲在某些條件下，伊朗人可能會選擇擴大沖突，清楚地知道特朗普對這種局面的厭惡。
他們例如可以打擊以色列、迪拜等樞紐的基礎設施，以及該地區的美國基地，造成嚴重不穩定。若選擇這條道路，伊朗將付出沉重代價，但那些可能主導此類行動的伊朗軍事領導人，仍可能合理地期望在結束時處於更有利的位置，甚至藉此爲自己鋪就通往權力的道路。
去年我曾表示，伊朗領導人最終會更傾向於通過交易解決問題，而不是在該地區發動更廣泛的戰爭。我至今仍持這一看法。在合適條件下，伊朗內部的一些力量可能會抓住機會，與美國達成新協議，甚至在國內促成類似委內瑞拉式的政權轉型。但即便雙方都不真正想要衝突，局勢擴大化的危險依然存在。
“多數美國人反對對伊朗發動軍事行動”
羅賓·賴特（Robin Wright）是外交事務分析師，撰寫過多本有關中東的著作，包括《搖滾卡薩巴：伊斯蘭世界的憤怒與反叛》。以下是他的觀點：
我們去年所寫的大部分內容，如今可能更加真實。令人遺憾。
特朗普要麼沒有理解國內和國際社會日益增長的反戰情緒，要麼對戰後局勢作出了輕率的假設。在去年的12天戰爭前，特朗普呼籲“無條件投降”。這一次，他在2月13日表示，權力更迭“將是伊朗可能發生的最好的事情”。儘管神權體制顯然在長期內難以爲繼，特朗普卻尚未就誰或什麼會接替它提出任何清醒的論證。
此前四屆政府在對阿富汗和伊拉克的判斷中犯下歷史性錯誤，付出了數千名美國人生命和數萬億美元的代價。如果特朗普只想要一份新的核協議，那就意味著現政府繼續執政。然後呢？
就我個人而言，我仍然感到困惑。其他人似乎也同樣迷茫。根據上個月的一項民調，在當前情況下，多數美國人反對美國對伊朗發動軍事行動。近幾周來，來自兩黨的數十名國會議員公開警告稱，白宮在未獲得國會批準的情況下，無權發動新的戰爭。包括中東重要參與方在內的世界大部分地區也持謹慎態度。曾參與美國在伊拉克和阿富汗戰爭的英國，正拒絕允許美軍戰機使用其軍事基地對伊朗發動空襲。
78年來，中東始終是世界上最動盪的地區。如今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需要華盛頓手中所有權力工具保持謹慎，避免把接下來要做的事情搞砸。
“這一次，特朗普對打擊伊朗更有信心”
伊恩·布雷默（Ian Bremmer）是歐亞集團總裁兼創始人。以下是他的觀點：
這一次，特朗普對打擊伊朗更有信心，既源於他第一任期末尾的經驗（在擊殺卡西姆·蘇萊曼尼之後），也源於去年的12天戰爭，以及上個月他在委內瑞拉軍事行動的成功。
我認爲有限行動的風險相對較低，因爲以色列已在該地區針對伊朗代理人建立了升級主導地位，而且該政權在國內環境中並未面臨迫在眉睫的威脅。但更廣泛的“斬首”威脅則是另一回事，在那種情況下，我認爲對美國在該地區軍事目標的攻擊、對關鍵能源基礎設施的打擊，以及擾亂霍爾木茲海峽（對油價具有重大影響）都更有可能發生。
正因如此，在我看來，至少在初期採取一套更有限的打擊方案，仍是目前更可能的選擇。沒錯，伊朗在談判中幾乎沒有作出讓步，但在再次削弱其核能力並打擊其尚不願談判的彈道導彈能力之後，沒有理由不去測試談判的可能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