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天轟炸沒打垮伊朗，美國籌碼已失——伊朗帶著“狂喜感”重返
《華爾街日報》首席外交事務記者Yaroslav Trofimov發文稱，在持續三個多月的轟炸與封鎖之後，美國與伊朗將重新回到談判桌前，圍繞限制德黑蘭核計劃展開新一輪對話。與以往不同的是，伊朗方面進入談判時的判斷基礎已明顯改變——其核心認知來自於近期衝突的結果。
2026年2月28日，美國總統特朗普與以色列總理內塔尼亞胡推動了一場持續40天的空襲行動，目標是推翻伊朗神權政權，或迫使其作出重大讓步。但結果並未如預期發展。
儘管伊朗前最高領袖阿亞圖拉·阿里·哈梅內伊（Ayatollah Ali Khamenei）等多名高層被擊殺，海軍、空軍及其他軍事力量也遭到嚴重打擊，現有政權仍然存續，並在戰後實現鞏固。新的指揮體系上臺，整體立場甚至被認爲更趨強硬。
戰後格局中，伊朗通過掌控霍爾木茲海峽獲得新的戰略籌碼，同時美國方面對以色列軍事行動的約束也明顯增強。以色列賴希曼大學伊朗問題專家梅爾·賈維丹法爾（Meir Javedanfar）表示：“伊朗正帶著一種狂喜感走出這場戰爭。他們在管理霍爾木茲海峽，沒有人能夠在軍事上迫使他們退縮。”
他還認爲，伊朗未來可能將波斯灣產油君主國視爲其勢力範圍。
軍事威懾削弱，談判籌碼重新分配
這場衝突不僅改變了伊朗的戰略心態，也暴露了美國軍事能力的邊界。戰爭消耗了大量精確制導彈藥，並對美軍在地區的關鍵設施造成損害。
海灣國際論壇主任達尼亞·薩菲爾（Dania Thafer）指出：“就核談判而言，我們又回到了戰前狀態，但美國的籌碼已經消失了。”她認爲，衝突的實際結果使伊朗判斷自身承受了最極端情形，“最壞的情況已經發生，而他們挺過來了”。
曾任美國國防部副助理部長、並在2011年至2017年擔任美國駐以色列大使的丹尼爾·夏皮羅（Daniel Shapiro）表示，美國以往推動核談判的重要基礎在於可信的軍事威脅，但這一前提已被削弱。
他說：“伊朗已經證明它能夠承受美國和以色列最猛烈的打擊、存活下來並實施非常有效的反擊，給全球經濟帶來混亂，並給特朗普總統和美國造成經濟與政治損害。”
夏皮羅進一步指出，伊朗方面將對“若談判失敗將面臨重大軍事後果”的說法持懷疑態度，並直言：“因此，這些談判很可能不會有結果。”
制裁緩解仍具吸引力，但信任分歧加劇
儘管對軍事壓力的顧慮下降，美國所提供的經濟激勵仍對伊朗具有現實吸引力。戰前伊朗經濟已面臨高通脹、水資源短缺等壓力。隨後美以空襲進一步破壞了關鍵工業設施，加重了經濟負擔。
Bourse & Bazaar基金會首席執行官埃斯凡迪亞爾·巴特曼蓋利吉（Esfandyar Batmanghelidj）表示：“考慮到該國將面臨的經濟壓力，以及戰後重建的巨大成本，伊朗仍處於脆弱地位。”他指出，若無法獲得大規模製裁減免，伊朗難以完成重建，因此達成協議仍具現實動力。
但圍繞美國是否會兌現承諾，伊朗內部存在明顯分歧。約翰霍普金斯大學教授瓦利·納斯爾（Vali Nasr）表示，德黑蘭部分關鍵人物並不相信美方會真正放鬆制裁，這也是爲何伊朗在即將於週五簽署的協議中強調預先獲得資金的重要性。
納斯爾指出：“如果他們不想再次面臨1月份的那種抗議，‘胡蘿蔔’對他們來說極其強大、極其重要。”但他同時強調，核心問題在於信任，“一派認爲應該堅持到底、拿到‘胡蘿蔔’，另一派則說‘別自欺欺人了，根本沒有胡蘿蔔’。”
協議細節不明，多重變量增加不確定性
目前，經巴基斯坦和卡塔爾斡旋形成的諒解備忘錄尚未公開，關鍵條款仍不清晰。包括伊朗將獲得多少資金、何時獲得，以及是否可以對通過霍爾木茲海峽的航運收費等問題，均存在不同說法。
協議本身的穩定性也受到質疑。此前結束衝突的停火安排僅維持了八個月，這一先例令外界對當前安排的持續性保持謹慎。
中東研究所高級研究員亞歷克斯·瓦坦卡（Alex Vatanka）表示：“這是一份極其脆弱的停火協議。”他指出，伊朗中國不少人仍認爲政權更迭威脅並未消失，“即使特朗普想放棄，以色列人也不會，他們可能會試圖製造新的藉口重新開戰。”
阿聯酋政治顧問納迪姆·科泰奇（Nadim Koteich）則認爲衝突再起的可能性較高。他表示：“新一輪衝突的驅動力仍然存在。德黑蘭和華盛頓已經在描述兩種不同的協議，而以色列從未簽署。”
以色列未參與談判框架，使局勢更加複雜。協議中包含不打擊黎巴嫩真主黨的承諾，這在以色列中國引發爭議，無論執政聯盟還是反對派均提出批評。
與此同時，以色列軍隊仍計劃留在黎巴嫩南部，被視爲潛在衝突觸發點。前以色列議員克謝尼婭·斯維特洛娃（Ksenia Svetlova）表示：“整個親伊朗軸心現在都受到鼓舞……他們知道以色列的手被束縛住了。”
海灣國家同樣面臨兩難。迪拜ORF中東智庫執行主任卡比爾·坦尼加（Kabir Taneja）指出，這些國家無法脫離美國安全體系，同時又必須面對地理現實帶來的約束，“他們沒有太多選擇，只能與伊朗接觸。”
在這種多重因素交織的背景下，即將展開的核談判缺乏清晰路徑。伊朗在經歷衝突後重塑了對風險與代價的判斷，而美國則在威懾與激勵之間面臨新的約束，雙方博弈的基礎已與戰前明顯不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