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息還是向白宮低頭？美聯儲即將迎來最危險一局

9月美聯儲議息會議臨近，市場重新押注加息，白宮卻持續要求降息。美國新世紀顧問公司首席經濟學家、前美聯儲經濟學家、“薩姆法則”提出者克勞迪婭·薩姆（Claudia Sahm）認爲，這場衝突真正考驗的不是美聯儲最終加息還是按兵不動，而是它會不會因爲中期選舉和政治壓力改變決策。

8月美國新增非農就業16.2萬人，推動市場重新押注9月加息。CME FedWatch顯示，美聯儲9月加息25個基點的概率已接近60%。

麥格理將首次加息預期從12月提前至9月，並預計2027年一季度再次加息。美國銀行警告，如果8月核心PCE環比達到0.24%或更高，而美聯儲仍不加息，市場可能質疑其政策信譽，推高長期美債收益率。

但特朗普政府的訴求恰好相反。特朗普再次公開要求降息，認爲美國信用狀況改善，高利率正削弱美國競爭力。副總統JD·萬斯（JD Vance）也希望通過降息降低住房融資成本。

哈佛經濟學家建議“避開選舉”，薩姆明確反對

爭論源於8月底的傑克遜霍爾全球央行年會。

哈佛大學經濟學家肯尼斯·羅格夫（Kenneth Rogoff）當時提出，面對特朗普持續施壓，如果美聯儲能夠把可能引發政治爭議的行動推遲到中期選舉之後，或許更有利於保護機構獨立性。

他的邏輯是，如果美聯儲的首要目標之一是維護自身制度地位，那麼與白宮正面衝突未必是最優選擇，有時暫時保持低調可能更有效。

薩姆認爲，這恰恰是最危險的做法。因爲一旦美聯儲爲了避開選舉而調整政策時點，無論最終加息還是不加息，政治因素實際上都已經進入貨幣政策反應函數。

更具反差的是，薩姆用來反駁羅格夫的理論基礎，正來自羅格夫本人。

1983年，羅格夫發表了一篇後來成爲央行信譽研究基礎文獻的論文。他提出，如果央行負責人比普通公衆更加厭惡通脹，更強的抗通脹信譽可以壓低通脹預期，進而改善實際通脹表現。

這套理論的核心並不複雜：央行政策是否有效，不只取決於當前利率是多少，也取決於市場是否相信央行在壓力下仍會堅持目標。

薩姆認爲，真正檢驗信譽的，恰恰就是政治壓力最大的時候。

美聯儲歷史上沒有“避選舉”傳統

薩姆首先用歷史數據反駁了“選舉前應更加謹慎”的觀點。

1984年至2024年，在任意連續兩個月內，美聯儲有45%的概率調整政策利率目標；而在聯邦選舉前兩個月，這一比例爲43%，幾乎沒有差異。

近年的例子同樣明顯。2022年中期選舉前幾天，美聯儲仍然加息；2024年總統選舉前，美聯儲也進行了降息。

相關學術研究同樣沒有發現，美聯儲長期存在爲了選舉操縱貨幣政策的證據。

歷史上最著名的反例，是阿瑟·伯恩斯（Arthur Burns）執掌美聯儲時期對尼克松連任提供政策支持。這段經歷後來與高通脹聯繫在一起，也成爲美聯儲最典型的反面教材。

薩姆認爲，如果現在的美聯儲開始主動根據選舉安排決策時點，就等於打破過去數十年的制度慣例。

退讓也無法換來獨立

薩姆的第二個理由是，美聯儲沒有必要通過政治妥協保護自己。

美國國會在設計美聯儲制度時，本身就考慮到了行政部門施壓的風險。今年早些時候，美國最高法院阻止特朗普罷免美聯儲理事麗莎·庫克（Lisa Cook），顯示美聯儲仍擁有特殊的制度保護。

如果美聯儲已經擁有這些法律保障，卻因爲政治壓力主動調整政策時點，反而會削弱自身未來主張獨立性的依據。

更重要的是，過去的退讓並沒有阻止衝突升級。

2025年初，美聯儲負責監管事務的副主席邁克爾·巴爾（Michael Barr）辭去副主席職務，希望避免與白宮發生正面衝突。但隨後仍出現特朗普政府試圖解除庫克職務，以及2026年初美國司法部調查時任美聯儲主席傑羅姆·鮑威爾（Jerome Powell）等事件。

在薩姆看來，這說明讓步無法形成穩定邊界。如果美聯儲因爲11月中期選舉推遲行動，白宮認爲施壓已經奏效，到12月可能提出更多要求。

加不加息，都不能看選舉日程

薩姆並沒有因此主張，美聯儲必須在9月加息，以證明自己不受特朗普影響。她的觀點恰恰相反，認爲如果美聯儲爲了展示獨立性而“故意加息”，同樣意味著政治因素影響了決策。

究竟加息還是維持利率不變，應由通脹、就業、增長前景和風險分佈決定。選舉日期不應該成爲變量。

這也是當前市場真正敏感的地方。一邊是失業率維持4.1%、CPI同比仍有3.4%，市場對9月加息的定價已經接近60%；另一邊則是特朗普和萬斯公開要求美聯儲降息。

薩姆認爲，羅格夫說對了一半，那就是美聯儲沒有必要刻意與特朗普正面對抗。但如果爲了避免衝突而讓政治日程影響貨幣政策，他就違背了自己1983年研究中最重要的結論。

央行信譽並不是在沒有壓力時建立的。市場真正觀察的是，當外部壓力達到頂點時，美聯儲是否仍然按照經濟數據和政策目標行動。

也正是在這種時刻，美聯儲的信譽纔會真正被贏得，或者失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