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國政局動盪加劇：十年六相後，誰纔是真正的“救世主”？

週一，英國首相斯塔默在唐寧街發表講話，情緒哽咽地承認自己已不再適合繼續領導英國。曾以壓倒性優勢贏得大選的他，在執政不足兩年後選擇辭職。

這一離任進一步加劇了英國政壇的頻繁更替。斯塔默成爲英國過去10年中第六位辭去職務的領導人，這一更迭速度爲近兩個世紀以來最快。儘管個人背景各異，但他與前任們面臨著相似困境，即未能緩解民衆對生活水平持續下滑的不滿。

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以來，英國家庭生活水平長期停滯，而新冠疫情等衝擊又推高了公共債務，使政府財政空間受到嚴重限制。同時，在非法移民問題上的應對不力，也進一步加劇社會與政治分歧。

歷史學家Anthony Seldon在《不可能的辦公室》（“The Impossible Office”）等著作中梳理英國曆任首相表現。他指出，包括斯塔默以及利茲·特拉斯（Liz Truss）、鮑里斯·約翰遜（Boris Johnson）在內的多位領導人，都未能通過清晰願景重建公衆信任，導致國家整體氛圍持續低迷。他向路透社表示：“如果伯納姆在首相任上失敗，英國的前景將一片黯淡。”

經濟長期停滯與制度壓力累積

曾經以穩定著稱的英國，在撒切爾夫人與託尼·布萊爾（Tony Blair）合計21年的執政時期中完成了深刻轉型。然而，這種穩定在金融危機後逐漸瓦解。英國經濟長期依賴金融業，危機衝擊之下增長動力受損，而隨後的財政緊縮政策削弱了國家應對後續挑戰的能力。

無需依賴聯合執政、且完整完成任期的首相，還要追溯至2001年至2005年的布萊爾時期。與此形成對比的是，英國過去曾嘲諷意大利政府更迭頻繁，如今卻對喬治婭·梅洛尼（Giorgia Meloni）產生羨慕——她執政已接近四年，有望成爲意大利共和國曆史上任期最長的政府首腦。

關於不穩定的根源，多數分析將矛頭指向2016年脫歐公投，但英國政府研究所（IfG）高級研究員、前財政部官員Jill Rutter認爲，問題實際上始於更早的金融危機階段。她表示：“普遍的感覺是，我們看不到自己的生活在變好，也看不到我們孩子的生活在變好。而自那以後的每一屆政府似乎都無力改變這一現狀。”

脫歐不僅重塑了英國外交方向，也重新激發了蘇格蘭獨立議題。與此同時，爲應對疫情與俄烏衝突所採取的財政措施，使英國政府債務接近國內生產總值（GDP）的100%。

儘管日本、意大利、美國和法國等國的債務佔比更高，但英國面臨更高的融資成本，這與頑固通脹以及市場對其依賴外資彌補財政赤字的擔憂有關。這種財政約束直接壓縮了公共支出空間，並對民衆生活水平產生持續衝擊。

阿斯達（Asda）與經濟與商業研究中心在2025年的數據顯示，雖然平均實際可支配收入有所上升，但收入最低的40%人羣，其消費能力反而低於2021年。

政治運作機制與治理能力受質疑

圍繞制度本身的反思也在加深。前政府顧問薩姆·弗裏德曼（Sam Freedman）在《失敗的國家：爲何一切都行不通以及我們該如何修復》（“Failed State: Why Nothing Works and How We Fix It”）一書中指出，英國權力結構過度集中，而關鍵政府部門規模不足，難以有效應對複雜挑戰。

政治文化的變化同樣受到批評。Rutter與自1983年起擔任議員的羅傑·蓋爾（Roger Gale）均認爲，媒體環境的變化迫使政客在極短時間內做出決策。蓋爾向路透社表示：“現在有太多的立法。其中很多不僅質量糟糕，而且草案起草得也很差。”他補充稱：“我們需要一個更加成熟的政府。”

斯塔默在任期間也因缺乏具體政策路徑而持續承壓，尤其是在能源成本上升、投資不足、醫療體系壓力以及國防開支等問題上，未能提出清晰解決方案。

潛在繼任者伯納姆近期擔任大曼徹斯特市市長，可能在數週內接任首相。一旦上任，他需要迅速組建內閣，併爲國家制定明確發展方向。在2024年大選中敗給斯塔默的前首相蘇納克對此發出警告：

“如果沒有計劃，他只會成爲又一個在深夜輾轉反側、爲爲何一切都行不通而發愁的首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