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推動強制綁定“亞伯拉罕協議”，海灣國家陷“站隊”兩難

圍繞結束對伊衝突的談判，美國總統特朗普提出了一項附加條件：阿拉伯國家以及巴基斯坦、土耳其需要把與以色列建立外交關係視爲“義務”，並以加入“亞伯拉罕協議”作爲對協議達成的回應。

這一要求迅速在中東引發複雜反應，也爲本就艱難的談判增添了新的不確定性。

5月23日，特朗普在與沙特、卡塔爾、巴基斯坦和土耳其領導人的通話中明確表示，這些國家“必須”加入他在2020年第一任期內推動達成的“亞伯拉罕協議”。該協議曾促成阿聯酋與巴林同以色列建立正式外交與經濟關係，被視爲其重要外交成果。隨後，他又在社交媒體上寫道：“這應該從沙特和卡塔爾立即簽署開始，其他所有國家都應該效仿。”

特朗普進一步表態，如果相關國家拒絕加入，他可能不會簽署與伊朗的協議。在上週三的一次內閣會議上，他再次強調這一立場，並稱特使威特科夫和庫什納正與地區國家就關係正常化展開討論。他還表示：“那將是一個極其了不起的跡象，我認爲那些國家欠我們的。”

地區反應冷淡，安全與政治顧慮加劇

這一要求在海灣國家引發明顯牴觸。多方分析認爲，美國與地區盟友的關係已因衝突本身受到衝擊，而額外施壓只會加劇不信任情緒。

華盛頓戰略與國際問題研究中心（CSIS）學者Jon Alterman指出，當地國家並不認爲自己“欠美國什麼”，而是對美國的政策感到失望。他說：“雖然他們小心翼翼地沒有明說，但他們覺得美國非常有動力保護以色列，卻沒什麼動力保護他們。”

安全層面的顧慮尤爲突出。衝突期間，伊朗展現出動用大規模無人機和導彈打擊海灣目標的能力，其中阿聯酋遭受的打擊超過2800架次，規模甚至超過針對以色列的攻擊。這使得部分國家擔心，一旦推進與以色列關係正常化，可能進一步刺激伊朗採取報復行動。

風險諮詢公司歐亞集團中東和北非業務董事總經理Firas Maksad指出，特朗普的要求等同於讓這些國家在當前局勢下承擔額外政治風險。他表示：“特朗普正在向那些遭受伊朗破壞性襲擊的國家施壓，要求它們現在通過激怒伊朗政權來付出政治代價，而該政權已因這場衝突而變得膽大妄爲，並威脅要長期控制它們的經濟命脈——霍爾木茲海峽。”

他還強調，海灣阿拉伯國家合作委員會六個成員國均在衝突中遭受了針對美軍基地、機場及民用設施的打擊。

在Maksad看來，這一提議在現實中難以推進：“這對海灣合作委員會來說根本行不通。在當前的氣候下，沒有人會朝著那個方向邁進。”

巴勒斯坦問題與中國輿論成爲關鍵掣肘

多個國家已明確或間接表達拒絕態度。沙特長期強調，只有在巴勒斯坦建國路徑清晰的前提下，纔會考慮與以色列關係正常化。卡塔爾方面則表示，現階段與以色列的接觸重點仍是推動巴勒斯坦問題解決，而非加入相關協議。長期堅持抵制以色列的科威特，也未就相關表態作出回應。

公衆態度同樣構成重要制約。自以色列在加沙展開軍事行動以來，阿拉伯社會對以色列的負面觀感明顯加深，不少民衆將其視爲破壞地區穩定的力量。這種情緒使各國政府在推進外交轉向時面臨更大內部壓力。

事實上，儘管部分阿拉伯國家過去曾將以色列視爲制衡伊朗的潛在夥伴，並在安全領域進行低調合作，但2023年10月7日哈馬斯襲擊事件及其後續衝突改變了這一趨勢。以色列在加沙的軍事行動以及隨後與伊朗的對抗，使地區政治氛圍明顯惡化。

自2024年以來，沙特等國雖在防禦層面與美國和以色列合作，例如共享情報、開放領空並參與攔截無人機和導彈，但這種合作並未轉化爲公開的政治關係改善。相反，隨著加沙局勢惡化及地區安全風險上升，多數國家對以色列的政治態度趨於更爲謹慎甚至負面。

談判前景複雜化

特朗普的附加條件被認爲可能拖累本已複雜的美伊談判進程。儘管他在4月7日宣佈停火，但伊朗尚未接受包括放棄核武能力、交出現有濃縮鈾庫存等核心要求。

在早些時候播出的採訪中，特朗普評價伊朗談判代表“是優秀的談判代表”，並表示自己“不著急”，稱“如果你急於求成，就不可能達成好協議”。

從歷史經驗看，美國曾在1991年海灣戰爭後利用地區對其的信任推動中東和平進程，在馬德里會議上促成阿以直接對話，併爲以色列與約旦及巴勒斯坦解放組織達成協議奠定基礎。但當前環境已明顯不同，地區國家對美國政策的信任度下降，使類似路徑難以複製。

曾任美國駐沙特大使兼駐耶路撒冷總領事的Michael Ratney表示，海灣國家和巴基斯坦不太可能在壓力下改變立場。他說：“他們目前只能咬緊牙關，盡最大努力維持這段關係而不讓其破裂。他們都會等待塵埃落定，然後再去做任何其他可能引起爭議或破壞穩定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