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在伊朗戰爭中至少避免了一場更大的錯誤：沒有讓戰爭失控升
美國總統特朗普在伊朗問題上正面臨一個關鍵抉擇。除非他能夠找到擺脫當前困境的路徑，否則歷史可能會將其發動這場戰爭視爲定義其總統任期的重要錯誤。
但到目前爲止，特朗普仍避免了另一個可能更具災難性的選擇：將戰爭升級到一個無法控制的程度。
歷史經驗顯示，許多美國總統曾因試圖尋找戰爭出口、維護個人聲譽或避免損害美國信譽，而選擇擴大軍事行動。但在越南、伊拉克和阿富汗等戰爭中，這些升級往往發生在美國已經陷入難以取勝的局面之後。
如今，特朗普再次站在類似的十字路口。
伊朗拒絕投降，也沒有認真回到談判桌，使當前局勢陷入僵持。特朗普需要決定，是繼續維持目前持續但無法結束戰爭的模式——包括空襲、脆弱停火以及美伊海上封鎖；還是擴大軍事行動，放棄此前限制，進一步打擊伊朗民用設施和基礎設施，甚至考慮有限地面行動。
另一種選擇則更加艱難：承認美國需要止損退出，放棄尚未實現的主要目標。
每一種方案都伴隨著嚴重的政治和戰略代價，這也是特朗普至今仍被困在一場“無法輕易獲勝，也難以承認失敗”的戰爭中的原因。
美國困境的一個例證是，據CNN獨家報道，五角大樓已經向一批軍事分析人士發出請求，希望獲得懲罰伊朗的新方案。
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的中東項目主任Mona Yacoubian表示，在特朗普政府屢次放棄兌現其最嚴厲威脅之後，伊朗認爲自己在這場與美國的衝突中佔據了上風。
“每當特朗普這樣做，伊朗接收到的信號就是美國很軟弱，伊朗在這場衝突中佔據上風，”她在接受彭博電視臺採訪時表示。
她描述了一種反覆出現的模式：軍事升級、宣佈外交突破但未能實現、然後回到威脅狀態。
特朗普威脅“斬首”，但升級可能帶來更大風險
特朗普近期的不滿情緒，在他對伊朗最新外交嘗試失敗後通過Truth Social公開表達。
此前，他曾暫停原本承諾的毀滅性打擊，並再次表示協議可能即將達成。
“伊朗領導層令人難以置信地口是心非！”特朗普寫道。
這一表態帶有諷刺意味，因爲伊朗政府長期以來也批評美國的高壓外交手段。但到了當天晚些時候，特朗普再次轉向強硬立場。
“這是他們簽署一份好文件的最後機會。”特朗普在橢圓形辦公室表示。
與此同時，他關於伊朗可能遭遇“斬首”的警告，也帶來了新的問題：如果伊朗再次拒絕美國要求，特朗普下一步會採取什麼行動？
大規模升級軍事行動對美國而言是一場高風險賭博，因爲目前沒有跡象顯示，僅靠持續轟炸就能夠迫使德黑蘭重新回到談判桌。
如果美國攻擊伊朗橋樑、發電廠等基礎設施，伊朗可能會打擊美國在海灣地區盟友的類似目標，從而進一步擴大經濟損失。
特朗普表示，上週末期間，包括沙特阿拉伯、阿聯酋和卡塔爾在內的美國地區盟友曾與他聯繫。
“我們已經準備好了。然後他們打來了電話。此外，沙特打來了電話。阿聯酋打來了電話。卡塔爾也打來了電話。”特朗普說。
理論上，美國可以依靠海軍力量重新開放霍爾木茲海峽，但這一行動會讓美國艦艇暴露於伊朗導彈和無人機攻擊風險之下。
如果美國試圖奪取哈爾克島石油出口設施，或者將伊朗軍隊趕離海峽附近區域，也可能導致嚴重傷亡。
過去60年的戰爭經驗顯示，一旦空襲升級爲地面作戰，風險通常會迅速增加。
對於美國國內公衆而言，戰爭也會隨之改變。隨著美軍傷亡增加，政治成本會上升，而在中期選舉臨近之際，特朗普可能難以承受這種壓力。
此外，當士兵在尋找退出路線過程中死亡時，政治壓力可能反而推動戰爭持續，因爲這些犧牲不能被視爲沒有意義。
路透/益普索最新民調顯示，美國選民在經濟議題上的偏好出現重要變化。近十年來首次有更多選民認爲民主黨比共和黨更有能力處理經濟問題。
調查同時顯示，特朗普的整體支持率進一步下滑至35%，接近其任內最低水平。這項於上週三至本週一進行的調查顯示，特朗普政府在經濟問題上的表現，尤其是伊朗戰爭導致能源價格上漲帶來的影響，可能成爲共和黨在11月中期選舉中的不利因素。此次選舉將決定未來兩年美國國會的控制權。
越南、伊拉克和阿富汗留下的升級教訓
美國多位前總統都曾經歷類似的戰略困境。
儘管越南、伊拉克、阿富汗戰爭與特朗普當前的伊朗戰爭起點不同，但最終都面臨同一個選擇：
“糟糕的現狀、升級，或者撤出。”
沒有哪位總統希望因輸掉一場戰爭而被歷史銘記。
1965年，時任美國總統林登·約翰遜（Lyndon B. Johnson）就曾陷入是否擴大越南戰爭的困境。
當時，約翰遜對國防部長羅伯特·麥克納馬拉（Robert McNamara）表示：“我們開始轟炸這些人，我們已經越過了那道坎。”
他同時承認：“我不認爲有什麼比失敗更糟。但我看不出有什麼辦法能贏。”
最終，約翰遜仍批準實施“滾雷行動”，擴大對北越的轟炸，並派遣大量美國士兵參戰。
副國務卿喬治·鮑爾（George Ball）此前曾警告，一旦美國出現傷亡，就會進入一個“幾乎不可逆轉的進程”。
鮑爾認爲，如果戰爭未達到目標便停止，美國將面臨“國家屈辱”，但繼續戰爭對美國全球領導地位造成的損害可能更大。
越南戰爭最終結束了約翰遜連任機會。理查德·尼克松（Richard Nixon）在1968年當選後繼承戰爭。
許多歷史學家認爲，尼克松和國家安全顧問亨利·基辛格（Henry Kissinger）早已認識到勝利難以實現，但仍繼續戰爭，希望創造撤退條件，同時維持美國信譽。
1970年4月30日，尼克松在全國講話中解釋擴大越南戰爭至柬埔寨的決定時表示：“當緊要關頭到來時，世界上最強大的國家——美利堅合衆國——如果表現得像一個可憐、無助的巨人，那麼極權主義和無政府主義的力量將威脅全世界自由國家和自由制度。”
尼克松任期內，超過2萬名美國人在越南戰爭中死亡。美國最後一批作戰部隊於1973年撤離越南，1975年西貢陷落期間，傑拉爾德·福特（Gerald Ford）任內完成最後撤離。
三十多年後，喬治·W·布什（George W. Bush）也面臨類似選擇。
2007年，布什承認伊拉克戰爭中存在錯誤，但警告：“在伊拉克失敗對美國將是一場災難。”
隨後，他宣佈增派數千名美軍，幫助伊拉克政府打擊叛亂。這項行動在部分地區改善了安全局勢，但美國最終完全撤出伊拉克，因此美國犧牲是否值得，至今仍存在爭議。
巴拉克·奧巴馬（Barack Obama）上臺後承諾結束美國長期戰爭。但在“9·11”襲擊導致美國進入阿富汗八年後，奧巴馬宣佈增兵，希望扭轉塔利班勢頭並削弱基地組織。
吸取前任總統陷入升級困境的教訓，奧巴馬同時承諾從2011年年中開始撤軍。批評人士認爲，這一時間表反而讓美國對手等待美軍離開。
特朗普曾批評“永遠無法結束的戰爭”，如今面臨自己的戰爭
美國過去幾十年的戰爭經歷，塑造了特朗普早期政治立場。
2016年大選前四天，特朗普曾猛烈批評美國參與的海外戰爭，稱其爲“永遠無法結束的戰爭，我們從未贏過的戰爭”。
但在首次執政期間，特朗普也曾向阿富汗增派美軍，希望最終結束這場衝突。
“我最初的直覺是撤出——從歷史上看，我喜歡遵循我的直覺。”特朗普當時表示。
不到三年後，他又將這一決定歸咎於第一任國防部長詹姆斯·馬蒂斯（James Mattis），稱：“我在短時間內給了他更多的人，但沒有奏效。”
如今，特朗普再次面對類似的戰略選擇。
正如他2017年談及阿富汗政策時所說：“我這輩子都聽說，當你坐在橢圓形辦公室的辦公桌後面時，決策會大不相同。”
伊朗戰爭並不是喬治·W·布什的戰爭，也不是其他總統留下的遺產。這是特朗普自己的戰爭。它最終將影響他的政治遺產，也將決定白宮之外許多人的命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