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聯儲12月降息幾無懸念，2026年降息博弈白熱化

自美聯儲10月實施今年第二次降息以來，市場對其下週會議的預期一直起伏不定。

在10月降息決策出臺前，分析師普遍預期2025年將迎來第三次降息，期貨市場也幾乎完全消化了這一預期，但美聯儲主席鮑威爾隨後在新聞發佈會上的表態促使預期大幅重置。他稱12月降息“並非板上釘釘”，市場定價隨即回落至五五開的狀態。

在接下來的幾周裏，分析師們態度曖昧，多位地區聯儲主席發表了鷹派言論，但紐約聯儲主席威廉姆斯11月21日表態支持12月降息，這一立場讓市場大幅轉向寬鬆預期。市場普遍認爲鮑威爾與威廉姆斯立場一致。

9月的就業報告或許也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儘管報告顯示就業崗位增長強勁，但失業率上升至4.4%，與美聯儲9月預測的年末4.5%目標相去不遠。

英國《金融時報》貨幣政策雷達（Monetary Policy Radar）團隊對分析師的最新調查顯示，所有人都一致認爲，美聯儲將在12月10日再次降息25個基點，將聯邦基金利率下調至3.5%至3.75%的區間。

但這並不意味著12月的決策會一帆風順。堪薩斯城聯儲主席施密德曾反對10月的降息決定，此次他可能再度投出反對票。聖路易斯聯儲主席穆薩萊姆也可能加入他的行列，後者曾表示“進一步寬鬆的空間有限”。

儘管12月會議的結果存在一定確定性，但近期的預期波動反映出美聯儲雙重使命持續存在的明顯矛盾，這種張力正將政策制定者推向相反方向。強勁的經濟活動與關稅政策正推動通脹走高，使其進一步偏離央行目標，而就業數據則凸顯出勞動力市場的疲軟態勢。政府停擺導致官方數據供應受限，進一步加劇了這種緊張局勢。

至於聯邦公開市場委員會（FOMC）的核心立場，法國巴黎銀行（BNP Paribas）的詹姆斯·埃格爾霍夫（James Egelhof）認爲，委員會已轉向更鴿派的立場，這凸顯出勞動力市場可能突然走弱的更大風險。

“我們認爲，9月會議後美聯儲的反應機制發生了變化，它願意容忍更高的通脹水平。這一點在其預測中體現得很明顯——美聯儲上調了經濟增長、通脹以及預期降息次數的預期，”埃格爾霍夫表示。

他補充道：“願意讓經濟保持更高熱度，源於對勞動力市場的更密切關注，以及緩解失業率上升帶來的政治和經濟風險的意願。”不過，他預計2026年只會再降息一次。

瑞銀集團（UBS）的阿比蓋爾·瓦特（Abigail Watt）認同FOMC多數成員本月可能採取的立場。“12月的降息可能會被定位爲又一次風險管理舉措，與經濟中普遍存在的疲軟態勢相符，”她表示，並補充稱美聯儲可能在明年1月再次降息，隨後因2026年通脹走高而進入長期暫停期。

瓦特對2026年美聯儲利率路徑的看法與多數分析師大體一致，他們指出，通脹與勞動力市場疲軟之間的張力將限制美聯儲進一步快速放鬆貨幣政策。

她表示，失業率上升表明勞動力需求的下降速度快於供給。“儘管移民政策的變化可能產生了一定影響，但我們並未看到疫情期間依賴移民勞動力的行業出現的那種工資增長分化現象。”

總的來看，分析師的中位數預期是，美聯儲明年再降息兩次，2026年末聯邦基金利率將維持在3%至3.25%的區間，與10月上一次調查結果一致。

而《金融時報》 團隊的預測比這一中位數預期更爲鴿派。他們預計，在明年1月暫停降息後，美聯儲將在上半年再降息兩次，下半年至少再降息一次，到2026年末將利率降至2.75%至3%的區間，大致接近中性利率水平。

萬神殿宏觀經濟諮詢公司（Pantheon Macroeconomics）的塞繆爾·湯姆斯（Samuel Tombs）對此表示認同。“我們認爲，隨著工資增長放緩和服務通脹下降，明年的通脹前景將有所改善，”他說，“再加上我們目前看到的消費支出疲軟，我們認爲這將允許美聯儲在明年3月、6月和9月再次降息。”

目前來看，FOMC中的鴿派似乎是更具影響力的陣營。例如，舊金山聯儲主席戴利最近警告稱，勞動力市場“現在已經足夠脆弱，存在出現非線性變化的風險”。她現在顯然與美聯儲理事米蘭和沃勒處於同一陣營，後兩者希望更快地降息。

另一個可能使美聯儲更趨鴿派的因素是FOMC自身構成的變化。由於凱文·哈塞特（Kevin Hassett）被廣泛預期將在明年被宣佈爲新任美聯儲主席，且地區聯儲主席的任期即將到期，降息壓力可能會加大，2026年利率預測的風險應偏向於下行。

而對於更鷹派的分析師來說，他們認爲美聯儲將在更大程度上受到勞動力市場供應緊張和經濟活動強勁的限制。

凱投宏觀（Capital Economics）的斯蒂芬·布朗（Stephen Brown）表示：“強勁的美國經濟、高於目標的通脹以及失業率的逐步下降，都將限制進一步寬鬆的空間，尤其是大多數美聯儲官員認爲中性利率至少爲3%。”

鷹派政策制定者也持類似立場。施密德在10月投出反對降息的票後表示：“我認爲，將政策利率下調25個基點，對於解決勞動力市場的壓力不會有太大作用，這些壓力很可能源於技術和人口結構的結構性變化。”他指的是人工智能的興起以及一些人認爲限制了勞動力供給的移民政策變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