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白宮經濟學家警告：被馴服的美聯儲毫無力量！

本文作者爲耶魯大學預算實驗室的經濟學主任厄尼·特德斯基（Ernie Tedeschi），此前曾擔任拜登政府白宮經濟顧問委員會的首席經濟學家。

特朗普政府、國會和美聯儲目前正深陷一場關於美聯儲華盛頓總部翻修工程的“圈內衝突”。對於外部觀察者而言，這可能只是一場關於大理石成本的爭論，但其背後可能隱藏著更深層次的問題。

有報道猜測，白宮可能正在尋找理由解僱美聯儲主席鮑威爾，並替換一位更願意按照政府偏好設定利率的人。這可能會對美國經濟和民衆的生活成本產生深遠影響。

最低限度而言，此舉將削弱美聯儲履行其雙重使命的效率。更大的問題在於，如果市場開始相信美聯儲受政治影響，或被迫爲政府借貸提供便利，那麼此舉可能會適得其反，造成災難性後果。

特朗普要求美聯儲將其聯邦基金利率目標從4.25%到4.5%的區間大幅下調。降息可能具有合理性，特別是如果考慮到關稅引起的經濟疲軟會抵消任何潛在的相關物價上漲。

事實上，美聯儲利率制定委員會——聯邦公開市場委員會（FOMC）的預估中值顯示，今年將有兩次各25個基點的降息，2026年將有一次。

然而，特朗普要求的不僅僅是小幅調整，他要求美聯儲將目標利率降至1%到2%左右。一個主要問題是，如此大幅的降息遠遠超出了美聯儲雙重使命所允許的範圍。過去三個月美國失業率平均爲4.2%，這與傳統估算的充分就業水平相符；而5月份以核心個人消費支出（PCE）指數衡量的通脹率爲2.7%，高於美聯儲2%的目標。

如果採用傳統的泰勒法則（Taylor Rule），考量當前的失業率、仍然過高的通脹率以及聯邦公開市場委員會對中性聯邦基金利率爲1%的估算，名義利率應設定在4.1%左右，這基本上只比當前水平低一次降息。

如果中性利率高於美聯儲預測的1%——考慮到金融市場遠期利率的暗示以及在稅收和支出法案通過後政府債務軌跡的預期進一步上升，這是一個合理的情景——那麼貨幣政策甚至可能根本不緊縮。如果美聯儲降息至1%甚至2%，在消費物價漲幅甚至尚未回到目標水平的情況下，這很可能會刺激更快的通脹。

另一個問題是，一個受政治挾持的美聯儲將與其白宮降低長期利率的目標背道而馳。長期利率對美國民衆辦理抵押貸款、汽車貸款和其他借款時的影響最大。

美聯儲主要控制短期利率。長期利率，例如基準的10年期美債收益率，只受短期利率的間接影響，更多地取決於投資者對未來通脹率和經濟增長等因素的看法。

因此，儘管美聯儲降息的目標是降低借貸成本、促進投資和支持就業，但這隻有在投資者相信美聯儲是爲了實現其雙重使命，而不是爲了幫助政客贏得選舉或爲政府赤字融資而行動時，纔會奏效。

如果投資者不這麼認爲，他們就會推高購買長期債券所要求的收益率，從而提高借貸成本。

在許多方面，這與前美聯儲主席艾倫·格林斯潘（Alan Greenspan）所面臨的“困境”恰好相反。在他的領導下，當美聯儲在2004年至2006年將短期利率從1%提升至5.2%時，長期利率幾乎沒有變動，這主要是因爲投資者相信這些舉動會遏制通脹——事實也確實如此。

換句話說，長期利率可以被看作是市場參與者不同預期堆疊而成的“千層蛋糕”。第一層是市場對美聯儲設定的未來實際（或經通脹調整後）聯邦基金利率的預期。

如果市場認爲新任主席未來會將政策人爲地保持在低位，這一層就會下降。問題在於，如果投資者看到一個受政治挾持的美聯儲，並預期通脹會比以前更高，需要更高的收益率來彌補，那麼其他層次的預期可能會上升。

同樣，期限溢價——投資者爲持有長期證券直至到期而要求的額外收益——可能會因受政治挾持的美聯儲所帶來的不確定性而上升。

這種權衡似乎正是當前正在發生的情況。一項對美國10年期國債期限結構的建模表明，在過去的一年裏，雖然未來平均政策利率的預期下降了80個基點，但這幾乎完全被更高的期限溢價所抵消。

爲了短期的政治利益而損害對美聯儲的信任，長期來看將導致所有美國人生活成本更高、生活水平下降。當政策制定者在實現美聯儲使命方面效率低下時，普通美國人將因物價上漲而支付更多的日用雜貨和租金，同時在抵押貸款和其他貸款方面得到的也比預期少。

經濟史的教訓明確無誤地表明，一個受政治挾持的美聯儲是一個效率低下的美聯儲。如果目標是更低的通脹率和穩定的經濟增長，那麼給予美聯儲所需的獨立性，同時繼續通過國會向人民負責，這一點至關重要。

政客們應該讓美聯儲對其表現負責，但應該抵制爲求方便而損害其獨立性的衝動，因爲這會損害國會本身賦予美聯儲的目標。